宋韵文化的多维面相与致思理路——2023年中国·杭州“宋韵·思想”传承与发展圆桌会议顺利召开

 

宋韵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气派和浙江辨识度的重要文化标识。2021年8月，浙江省委文化工作会议作出部署，要打造以宋韵文化为代表的浙江历史文化金名片，特别是要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让千年宋韵在新时代流动起来传承下去。2022年6月浙江省党代会、杭州市党代会热烈讨论了推进“宋韵文化传世工程”,将宋韵文化视为今后五年的发展共识。2022年12月，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推进文化和旅游产业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强调大力推进宋韵文化的战略建设。

传承与发展宋韵文化需要对两宋文化进行系统的学术研究。这不仅需要厘清宋韵文化概念，辨析宋韵文化与两宋文化之间的关系，确定宋韵文化的内涵与外延，确定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更要对宋韵文化做出与时俱进的时代诠释，体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特征。

一、多层次、多维度理解宋韵文化

 

相比起气象超迈的汉代文化、风流飘逸的唐代文化，宋代文化以婉约典雅、气韵生动、兴象玲珑为基本特征。宋韵文化不等于宋代文化，宋代文化是指特定时空内形成的历史文化，以公元960年－1279年为时间坐标，以中国版图为地理坐标，以赵氏政权为行政核心的断代文化文明。宋韵文化是在两宋文化基础之上的凝练与升华，其兴肇于五代吴越、兴盛于宋朝、传承于明清、绵延于当下，是从宋代传承下来的文化特质和精神气韵。宋韵文化的多维面相与致思理路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宋学研究的新方法与新视域。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继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之后，思想文化繁荣昌盛的“大时代”，不仅涌现出浙学、关学、洛学、蜀学、闽学、婺学等地域学术流派，造就了多元格局的时代思潮，更出现了影响亚洲文明圈乃至世界文化格局的程朱理学，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且重大的影响。学者邓广铭认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文化高峰：“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到达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宋代文化具有宏阔的人文哲思与的深厚的价值关怀，需要进一步挖掘与研究。

二是宋代地域学术流派的发展演变。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学术思想最为昌盛的时期之一，正如元代学者许有壬所说：“尝论宋三百年,道学之明,家法之正,人才之多,文物之盛,三代而下,无与伦匹。”陈寅恪更是盛赞宋代是华夏文明的巅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思想的繁荣与发达，不仅体现在宋代学派林立、学说蜂起，更在于怀疑与批判的创新精神贯穿整个时代的发展。以王安石代表的荆公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胡宏为代表的湖湘学派，推动了宋代思潮多元格局的形成，奠定了传统学术的基本精神与发展方向。

三是宋明理学的多维面相与建构路径。宋代理学是指宋代社会广泛流行以天理为最高范畴、以心性修养为工夫面向、以成圣成贤为最高境界的时代思潮。北宋初期三先生——胡瑗、孙复和石介力倡“明体达用”与“尊王”之学，周敦颐一举扭转汉唐气化宇宙论之盛行，在前人基础上，二程、朱子最终建立了理学体系，将本体论、认识论、工夫论统摄入最高范畴之中，形成了能对人生、社会、自然、宇宙终极解释的理论大厦。程朱理学自公元13世纪传入朝鲜后，成为官方治国取士的指导思想，深刻影响了以安珦、李穑、郑梦周、李崇仁、李滉、李珥等为代表的朝鲜朱子学的形成与发展。除了东亚国家外，宋代理学还对越南、菲律宾等南亚国家与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性学说。

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宋代学者建构了新宇宙论、本体论与工夫论，由此建构了“致广大而尽精微”的学术体系，奠定了传统学术发展的基本方向与实践路径。创立洛学的二程、建立理学体系的集大成者朱子、建构湖湘学的胡宏、开创婺学的吕祖谦、奠基永康学的陈亮、奠定永嘉学的叶适等人在学术探索与生命实践的融合过程中，将华夏文明推向崭新的思想高峰，为后世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从孔子以生命实践彰显仁道价值的仁学体系、董仲舒以阴阳五行演绎的天道体系，再到宋代学人以天理为最高范畴的新儒学体系，其底色正是仁爱、正义、礼节、智识、信用等人类价值的“最大公约数”，其实践路径以内圣外王为终极导向，追求成己成人、立身行道的终极意义。这种积极进取的人文精神，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助缘，更是当今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交织背景下，彰显华夏文明的独特魅力和深厚价值的重要力量。（浙江大学哲学学院 叶达）

二、2023年中国·杭州“宋韵·思想”传承与发展圆桌会议侧记

 

为进一步推进宋韵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23年3月24日—26日，由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杭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浙江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浙江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宋韵与文明互鉴研究中心承办的“宋韵·思想”传承与发展圆桌会议在浙江杭州紫金港国际饭店召开。来自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三十多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围绕以上三个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学术气氛良好，观点精彩纷呈，充分展现了圆桌会议的平等、对话功能。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徐洪兴教授认为“积贫积弱”说不足以概括宋代社会的基本面貌。经济上，宋代打破了隋唐以来坊制模式，极大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政治上，“祖宗家法”造就了宋代政治的开放与包容；社会层面上，南宋以半壁江山对峙一百五十余年，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书生奔赴国难、视死如归，民族精神可歌可泣；思想上，宋代是继先秦儒学、汉唐儒学以来的学术大繁荣时期。要之，要以审慎而全面的思考重新认识宋代的历史地位。

中华朱子学会副会长朱人求教授认为朱子是中国家文化和家哲学的集大成者，“家”积极参与了儒学本体论的建构，仁礼智为家本位主义伦理学的核心理念，读书穷理、居敬涵养、修身正己、勤俭治家则是家哲学的力行实践，家国同构、万物一体、宇宙一家是家哲学的最高境界。

浙江财经大学和溪教授认为祠堂是祖先灵魂的安顿之所，是维系宗族的神圣空间，亦是现实社会人伦教化的重要载体。朱子祠堂制度提高了高祖与继高祖之宗子的收族功能和在宗族中的地位，树立了宗族的权威性，将祖先的美德与精神常驻于子孙心中。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文化所王宇研究员认为宋代“强干弱枝”政策在实施之初解放了藩镇对州郡的束缚，增强了州郡的活力和自主权，而宋代中央集权制在实践中继续发展，出现了新情况、新特点，已非“强干弱枝”所能准确概括。“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宋代中央集权制的动态走向。

江西省社科院哲学所原所长赖功欧研究员认为从学术史角度看，“朱学”“吕学”“陆学”存在着互动关系，这是一种基于共识的思想共振。从吕祖谦的学术活动中，可透视朱、陆的思想异同，至于陆学的确立，并非在阳明之后，而是在南宋时期，朱、吕、陆三大派形成之时。

安徽大学哲学系解光宇教授认为朱熹以及朱熹的徽州讲友（如程大昌与吴儆）和朱熹州的及门弟子，是新安理学的早期创始人。新安理学从南宋时期形成到清代转型，共经历六百多年的历程和四个发展阶段：南宋新安理学形成期、元明新安理学发展期、晚明心学兴盛期与清初新安理学转型期。

湘潭大学碧泉书院陈明教授认为宋韵不止是杭州、浙江，还应该回应当下，文化、理论、实践的结合才是真正的文明文化。就理学发展而言，我们常用东南的一贤遮蔽其他两贤，没把理学跟儒学的关系讲清楚，也缺少对三者差异的理解。事实上，朱子的理学系统其实是一个脱嵌的表现，打开了东南三贤另外两贤生存的空间。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魏福明副教授认为宋韵文化的研究范围可以由南宋扩大到北宋，由理学扩大到宋学，由程朱陆王扩大到荆公新学，从思想、义理层次进行深入探讨，实现宋韵文化的思想层面与宋学精神相互贯通。范仲淹以畅通经义为体，以革新政令为用，重建儒家形上体系，是研究宋学不容忽视的重要学者。

上饶师范学院徐公喜教授认为宋元明时期浙江地区理学发展兴盛。宋元时期，以金华学派为代表的浙江地域学术流派表现出强劲的学术发展态势；元末明初时期，浙东朱子学具有学术渊源与内涵的多元融合贯通性、强调以程朱一脉的道统、重视明道之文、益于治道的特征。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周可真教授认为顾炎武对于阳明心学的激烈抨击，已不仅仅是学术之争，而是同时亦具有“夷夏之辨”的意义了。对于严辨“夷”“夏”的传统士大夫而言，现实层面的“吾道”即“吾之本心”观点将会破坏儒家的家国理念。

浙大城市学院人文学院系主任衷鑫恣副教授认为当代宋学研究成果丰硕，主要以哲学和学术史为主，哲学以心性论为视野，学术史主要以学派史为视野。未来的宋学研究，可以与丰富的世界、和生动的当下进行关联。因为宋学是整全的，不仅是学科整全，还有从知到行的整全。

河南师范大学程永凯讲师认为《中庸》正式提出了“诚者天之道”的概念， 这是思孟学派的重要贡献。思孟以“诚”通天，程朱以“敬”灭欲，既符合“圣人本天”之教，又符合“下学上达”之序，确实是儒学正宗。因敬明诚，贯通天人，乃思孟、程朱一系之哲学特色。

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叶达助理研究员认为伊川改张载《正蒙·动物篇》“海不得而与焉”为“海不得而有焉”，一字之差隐藏着丰富的思想史发展内容，揭示了中国气论哲学发展史上汉代机械论到宋代体用论的演变历史。（浙江大学哲学学院 叶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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